走近一位中国神父——鹿根军（若瑟）神父

走近一位中国神父——鹿根军（若瑟）神父

作者：Theresa Marie Moreau

河北保定：光天化日下的绑架

2006二月的一天，鹿根军（若瑟）神父的手机响了，这是他的难友和战友，中国罗马天主教（即大陆“地下教会”）的一位神父打来的：“鹿神父，我是李XX，我明天到保定，你能不能到火车站接我一下？”“没问题。”鹿爽快地回答。当然，他必须去接这位神父，这是他的责任。四十三岁的鹿神父当时是保定教区的负责人（注：保定教区的主教们被匪党当局逮捕，多年来后生死不明）。

保定是一个古老城市，位于华北平原中心。人们告诉我说，这是一个较大的中等城市，约百万人口。它的西面濒临著名的太行山脚下，市内又有名声遐迩、美丽如画的古园林―― 保定古莲花池，它是身居闹市中的一片宁园。池水与大清河相通。可惜，现在的大清河已今不如昔，河床几近干枯，河水如溪，且散发着被化学品污染的气味。

保定教区天主教徒人数众多，而且坚定地忠于罗马教宗，因此正在遭受匪党的残酷迫害。

鹿神父放下电话，他约请另一位同道郭颜利（译音）神父做伴，于第二天，即二月十七日（星期五）准备乘市内公共汽车前往保定火车站。保定车站位于京广线（北京至广州）上，是一个具有六条轨道的大站。当时正值北方的二月，气温使人寒战。这几年，内蒙古的风沙经常侵袭保定，造成沙尘暴或扬尘的天气，困扰着行人。二位神父抓起大衣，急忙出门，走入市内的街道。在冬日去车站接人，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是，在匪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即使是平常事也不会平安无事的。因为小街道上时有汽车、自行车，甚至马车通过，二位神父仅靠路边行走。当他们就要到达公共汽车站时，突然有一辆小汽车迎面驶来，嘎然而止，几乎撞上他们。只听一声车门响，跳出几个大汉，呼喊着向他们扑来。说时迟那时快，二位神父本能地撒腿跑开。但是，没跑出几步，片刻间就被这几个大汉抓住。这些人是政府的便衣警察。神父顺从地坐入这辆无牌号的汽车。汽车穿过自行车如潮的街道扬长而去。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公安局派出所。两位神父被分开押往不同的地方。几天后被释放的郭神父对教友们说：“那是我最後一次见到鹿神父。”郭神父过去未曾被捕过，这次被公安当局押入徐水县看守所，隆冬二月，在人满为患的看守所度过了几天，经受了他第一次考验。来自地下教会的一位不愿吐露身份的人士对我说：“地下神父们都很警觉，他们时时处在危险之中，必须小心翼翼，警惕是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

地上（官方教会）的“神父”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可以身着教士的服装，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没有任何恐惧，因为他们已经向「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登记注册。所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本是由匪党建立并受其严格控制和操纵的一个世俗的群众组织。鹿神父和郭神父不属于这个组织，他们不能穿神父的白领黑衣，更不能佩戴基督苦像，他们的服装必须和普通百姓一样，夹杂在街道的人群中，才不易被当局发觉。而且，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还必须经常转换住处，不能在一处停留许久。他们依靠地下教会的热心教友为他们提供食宿，并受到教友社区的掩护从事传教工作。他们的手机（行动电话）号码必须经常变化，谨防窃听，以策安全。地下的神父们每当步入公共场合之前，必须审视周围的环境，观察是否有可疑人物或是否有人端详他们以便向当局通报。亲爱的读者，你觉得这种情况是否太离谱，太可笑，不可思议？地下神父是否多此一举？朋友，这完全是冷酷的现实。这是在匪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共产党的密探比比皆是，他们向政府通风报信并领取奖赏。

我们再谈鹿根军神父，他是在2006年二月十七日被绑架的，至今杳无音信。位于康州的龚品梅枢机基金会主席龚民权对我说，他不知道鹿神父现在被关押在何处，他还补充说：“我们不晓得鹿神父和郭神父被官方定的罪名是什么，但我们坚信他是为地下教会工作而被捕的”。龚枢机基金会是中国大陆地下天主教会的支持者和代言人。该基金会以龚民权已故的叔父龚品梅（依纳爵）枢机主教命名。龚枢机是上海教区主教并统管南京和苏州教区。他因为坚守信仰、拒绝否认教宗的权威，在匪党的监狱中服刑三十二年后，被驱离祖国，于2000年三月十二日在美国康州逝世，享年九十八岁。他是中国罗马天主教会的象征。

约定与鹿神父在保定火车站见面的神父（为安全之故，我们没有得知他的姓名）

他在车站等候大约两小时时间仍不见有人来接，便困惑地离去。同样作为一名地下神父，他感同身受，担心发生了严重的情况。这就是中国地下教会神父生活的写照。

三自革新、爱国会 ― 企图消灭宗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国共两党三年内战，匪党打败国民党，国民党逃往台湾，匪党于1949年取得政权。于是，中国人民的宗教自由和个人自由开始恶化。从那时起，在中国所谓爱国者只能是热爱匪党的革命者。一党专政和仇外的共产党藐视西方自由世界。对那些终于罗马教宗的信徒，匪党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份子，污蔑他们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颠覆的阶级敌人和“叛国者”。

早在1950年，为了割断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匪党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即所谓的“自治、自养、自传”。匪党先冻结了与梵蒂冈的关系，并于1951年将教廷大使黎培理主教驱逐出境，正式断绝中梵外交关系。随后几年，先拘留和驱逐外国传教士，紧接着就大肆逮捕和监禁中国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在俗教友。不久，于1957年七月十五日，匪党正式建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取代三自革新运动。请注意该组织名称中的“中国”二字，它不是“罗马“天主教。这个由匪党建立和领导的“爱国会”，虽然它的教堂外貌、弥撒礼仪、教士服的白领，甚至墙上张贴的教宗相片、这一切都类似罗马天主教，但它却是似是而非的教会，不是

真正的天主教会。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它忠于中国共产党，不服从基督代表罗马教宗。几年前，匪党在这个政治工具“爱国会”的纲领 ― 「天主教爱国会工作条例」中的第二条写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目的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与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一道，处理宗教事务，实行民主管理教会，努力促进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里毫无提到罗马天主教，与罗马风马牛不相及。

自1957年起，凡是拒绝向“爱国会”登记，拒绝否认教宗权威，或者胆敢为教友做弥撒的主教和神父们，全被强加“建立非法组织、进行非法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硬说这些行为违犯国家宪法第二十八条，该条规定：“国家维护公共秩序，镇压叛国和其它反革命活动，惩罚一切危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它犯罪活动，惩罚和改造犯罪份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对宗教的迫害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宗教活动均被取缔并冠以邪教的罪名。“宗教自由中心”2002年二月十一日发布的“对中国政府七份秘密文件的分析报告”中，揭示了中国政府在许多文件中对“邪教”一词的定义：邪教即指政府所说的“没有向国家宗教事务局登记，也没有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宗教组织和团体。”这分明是政治的定义，而不是宗教的定义。1966年，在匪党发动的清洗敌对意识形态的红色恐怖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多数的天主教堂被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红卫兵所摧毁。这些红卫兵暴徒在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直接地怂恿下，夜闯民宅洗劫，当众处决“反革命份子”，当时，甚至匪党警察对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也惧怕三分。直到1976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八十二岁驾崩为止，他发动的这场清洗浩劫才告暂停。政治学专家鲁道夫（Rudolph Joseph Rummel）称毛泽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冷血暴君”。虽然不是他亲手，但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杀害的人数竟达七千七百万。使杀人两千一百万的希特勒、杀人四千三百万的斯大林都相形见拙自愧不如。在东欧和西欧，大规模的杀戮已经停止，在中国后毛时期，屠杀和清洗已经减缓，但是，镇压宗教信仰的政策仍在强烈地继续着。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真正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如果想实行罗马天主教宗教生活，必须向“爱国会“登记，受它监督和宰割，一切活动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场所进行，蔑视教宗权威， “任何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得受外国势力控制”。

共产党对天主教所说的“宗教自由”仅是指中国天主教有脱离和独立于教宗的自由，也就是说，不再是罗马天主教。但是，由于某些苦衷，教廷未曾正式地宣布中国天主教为裂教。在中国大陆究竟有没有信仰自由？哪有那回事！不过，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尽管遭受着持续的镇压和迫害，尽管政府不停地用逮捕、拘留、拷问、监禁、酷刑、强迫劳动，甚至以死亡威胁那些忠于教宗，决不向“爱国会“登记的广大神长和教友们，罗马天主教会不仅顽强地生存着，而且日益繁荣壮大。在1949年，中国大陆仅有三百五十万天主教徒，而现在据保守的估计地下教会的教友已有一千多万。尤其在河北省，尽管位于竹幕后的赤龙脚下，教友的人数十分众多（据说占全国教徒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罗马圣教会的葡萄藤在这里真是日新月异，硕果累累。中国首都北京位于保定东北方向约九十英哩，是匪党权力的中心。有趣的是，在地图上北京地区的边界线惟妙惟肖地构成了巨龙头形，牠张着血口直冲保定。

中梵关系要正常化吗？

为什么北京政权企图把它的无神论强加给天主教徒呢？人们不禁推测，匪党希望在与梵蒂冈建交前，竭力要把地下教会牢牢地抓在它五星红旗的手中。匪党中央

1999 “第26号文件”如是说：“中梵关系正常化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地下教会势力的良机，如果我们把握这一时机…将大部分地下天主教势力纳入我方，转化他们，党中央的重要的战略计划就必然实现…这个计划就是：正面斗争，区别对待，转化多数，孤立少数…让我国天主教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爱国人士的手中。要区分每个地下主教的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各个击破”。

匪党的长期目标是：将非官方的非法地下教会强行纳入官方的，合法的地上教会，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匪党的短期目标是：对地下教会的教区进行“斩首”行动。没有牧人，羊群必会四散。

匪党近期的直接目标：逮捕鹿根军神父。

鹿根军神父于1962年十月十四日生于河北定州一个农民家庭，该农村在保定以南约50公里。中学毕业后开始寻找生活出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他参加了共军，即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做卫生员。白天，他忠于职守，但在夜间他有一种秘密生活：在战友们熟睡后，他利用耳机，一只手压紧耳朵，另一只手拨动收音机的旋钮，静静地收听若干电台的广播。他最爱听的是圣经电台，问题是，收听境外电台是非法的，况且，解放军战士必须是无神论者。但是这种危险丝毫不能扑灭他渴望真理的强烈欲望。他入伍时间不长，他一复员即刻回到本地区，急切地找到天主教地下修道院，几位神父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光阴荏苒，于1989年，鹿根君终于晋升鐸品，成为一名地下神父，遂被派往保定市领导和眷顾保定的教友。1997年十月八日，匪党公安当局逮捕了保定教区主教苏志民（雅各），苏主教曾在1996年四月在软禁两个月后成功逃脱，被教友们秘密藏在河北辛集市。

苏主教至今杳无音信，生死不明。他今年应是七十三岁。1994年，即在他六十岁之前，他至少五次被匪党当局逮捕，累计在监狱和劳改营中煎熬了约二十五年。这就是地下教会主教苏志民（雅各）荣主的一生。现在必须有人步苏主教之后尘，走上基督的圣坛，照料保定的教友。这个人就是鹿根军神父。

鹿神父在2006年二月被绑架前不久，据说有三位原是保定教区地下教会的年青神父，被政府召集到北京，会见政府和爱国会官员，酒肉宴席招待，并被奉送礼物和陪同旅游上海等地，一切费用政府买单。他们自北京返回后，便开始公开地做弥撒，并与爱国会神父共祭。这是地下教会不可思议和决不许可的事。拒绝向“爱国会”登记的地下教会的神父们不可能公开和自由地做弥撒，否则面临逮捕的危险。只有那些向“爱国会”登记在册，并同意领取证书的“神父”才能公开献祭。这是一个鲜明的标记，这些人已经易主，从地下教会转入地上官方教会。出于义怒，鹿神父召见这几个人，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明确地指出：“你们做错了，你们受骗了！”

对某些人说来，遭到谴责会刺伤自尊心。另一方面，当局也一再下赌注，期盼有一两位或是三位地下教会的神父倒戈，报复鹿神父，甚至透露出鹿神父在地下教会里的职务和地位。北京当局似乎未如愿以偿。

任意逮捕、酷刑，好似家常便饭

关于鹿根军神父的“卷宗”内容相当多。本文下面列出的是从龚枢机基金会网址上（www.cardinalkungfoundation.org） 摘录的一些片段，按年代先后记录了鹿神父因其“非法”的传教活动而遭受的逮捕和迫害的经历:

1990年，鹿根军神父第一次被匪党当局逮捕，拘押了一个月。这位身高仅五英尺五英寸且瘦弱的年青人受到酷刑对待，昼夜戴着手铐达数日之久。他被殴打，头部和下颌部被严重打伤，牙齿鬆动，数日不能进食。

1994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在河北完县邵家庄，为一位中风的老神父谢伯多（伯多禄）做弥撒时再次被捕，不久被释放。老谢神父于几年后去世。匪党政府立即将一名“爱国会”“神父”派往邵家庄大教堂，控制那里的一切。这座大教堂是地下教会的教友们出力出钱在老谢神父的家乡盖起来的。

1994年八月二十九日，鹿神父再次被拘押，于当年十月十九日释放。

1998年四月五日是圣枝主日，鹿神父在准备弥撒时又遭逮捕，并押送回他的家乡河北定县拘留，数日后被释放。在教会的任何大的节日之前，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匪党当局通常都要抓捕神父，因为他们害怕教友聚在一起参加弥撒。他们认为抓了神父就不会再有弥撒。

2001年三月三十一日，复活节前两周，鹿神父在保定被捕，并随即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由河北省保定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签发了劳教决定书。龚枢机基金会主席龚民权竟得到了该决定书原件。“这份文件流出中国，我是怎么得到的，无可奉告”龚在电话中对我说，“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得到，重要的是事实：匪党法律文件证明，只要是地下教会祝圣的神父并开始从事传教工作，他们就会受到三年劳改营侍候。这文件就是证据。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神父因为同样原因在劳改营中服刑。

（2001）冀保劳字第0436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写道：“ 鹿根军，男，196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定州市大鹿庄村，农民。鹿根军曾于1990年6月、1994年7月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两次被收容审查，1998年4月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行政拘留15日。现查明鹿根军有下列非法事实：

鹿根军86年到清苑县学经，于89年5月被地下主教刘冠东祝圣为神甫。鹿根军的神甫身份未经河北省天主教教务委确认，始终不承认爱国会，拒绝保定教区的领导。98年以来鹿根军多次在定州市王会同村等地搞非法传教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鹿根军利用地下神父的身份，多次进行非法传教活动，造成较大的影响。根据《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第十三条和《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国发「1980」56号）第一条规定，现决定：对鹿根军劳动教养三年（自2001年3月31日至2004年3月30日止）。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保定市人民政府或者河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

二00一年四月十三日

鹿神父遂被发配到保定市以东约22英里的河北高阳县劳教所去服刑。这座劳教所是一个农田和工厂的综合体。鹿被分配到厨房做厨师。中国的劳动教养所类似前苏联的“古拉格”和第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的集中营。2004年三月三十日，鹿神父被解教释放，但不久又被逮捕。

2004年五月十四日，鹿神父和另一位名叫程小力“方济各”的神父，在河北安国县被匪党公安人员逮捕。当时他们在那里为为期一日的学习班上发言做准备。据世界几家新闻媒体报导，这个学习班是为天主教年青夫妇举办的，讲授教会的伦理神学和医学角度的自然避孕法知识。但当医务人员尚未到达，学习尚未开始时，公安警察突然出现。他们驱散了教友，逮捕了神父，并冠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说这次集会未得到匪党宗教事务部门的许可。两位神父在河北定县看守所拘押数日后，于五月十八日被释放。程小力是地下教会河北安国教区的一位神父。该教区主教职自1992年以来一直空缺。1992年该教区年已八十岁的主教刘隶芬去世。刘主教被强加反革命罪名在河北省北部的承德市监狱在押期间去世。人们相信，刘主教在死前曾遭受酷刑。前去医院看望主教的亲属和教友证实，当时弥留的主教已无法言语，他的身体上创伤累累，留下酷刑的证据。这就是地下教会一名主教的生与死。

鹿根军神父最近一次被捕后仍杳无音信，他是生是死？这个严峻的问题使成千上万的人牵肠挂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