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讀《淺析建國初期兒童救濟組織的社會改造》

（當年一張宣傳漫畫）

     除了從組織上逐漸接管、改造兒童救濟組織之外，新政府還配合建國初期清除美國文化影響的一系列措施，註重從社會文化層面清除城市居民的“親美、崇美”思想基礎。通過抗美援朝運動的宣傳、以及對美國在在中國辦理的各種慈善事業“侵略本質”的揭露，不僅通過報刊媒體傳播給大眾，還通過樹立典型、召開群眾大會或批判大會的形式來擴大影響。

     廣州的聖嬰育嬰院、南京的慈愛育嬰院、南京的聖心兒童院、北京迦南孤兒院、福州仁慈堂、九江仁慈堂、杭州仁慈堂育嬰院、天津育幼院與仁慈堂等單位，都是這一時期搜集整理的、反映帝國主義在中國如何“偽善地”利用“慈善機關”的名義，殘害中國兒童的典型案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編印：《帝國主義殘害中國兒童的罪行》，1951年，第4頁。]

     在宣傳中，既有精確的統計數字，例如“廣州聖嬰育嬰院的嬰兒死亡率竟高達百分之九十八，其他各地最低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救濟機關會議全體代表聯合宣言》，《人民日報》1951年5月5日。]也有親歷者的血淚控訴，例如1951年4月28日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救濟機關會議的代表劉翠英，就現場控訴了武昌花園山天主堂若瑟善功會修道院育嬰堂虐殺嬰兒的罪行；代表常錚，控訴山西大常鎮大常育幼院院長司提芬（美國教士）虐待兒童的罪行；上海盲童學校學生盛全森，控訴了該校校長傅步蘭（英國）借辦救濟事業的名義賺錢的罪行……[《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救濟機關會議代表控訴帝國主義利用“慈善事業”殘害中國人民》，《人民日報》1951年5月5日。]

     繼控訴大會之後，又陸續對部分外籍教士做出處理，例如1951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北京市分會召開的仁慈堂會議決定，立即“由北京市公安局代表宣布逮捕虐殺中國兒童的仁慈堂前院長、帝國主義分子雷樹芳（法籍修女）”。[《救濟總會北京市分會昨召開處理仁慈堂會議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接管仁慈堂市公安局宣布立即逮捕虐殺兒童的帝國主義分子雷樹芳》，《人民日報》1951年12月1日。]這種宣傳，從輿論上、思想上成功地改變了普通民眾對兒童救濟事業的態度，“慈善”成了帝國主義公開地“侵略和劫掠”中國人民時所戴的“偽善”的面紗、“仁慈”的假面具……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裹著糖衣的毒素”[《打碎美國偽善的“救濟”招牌》，《人民日報》1951年4月27日。]經過一系列工作，國家政權基本上從組織與人事、業務與觀念等方面建立了對兒童救濟事業的統一領導。直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完成時，國家對各種慈善團體的改造也基本結束。

     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戰場，不僅是國際形勢瞬間變換，而且在國內陸續推動社會秩序、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在這種形勢下，無論何種救濟團體，各種救濟、慈善機構陸續被接管、接收、取締或停辦，慈善業務完全被斥之為“偽善”而停辦，慈善觀念也成了“帝國主義慈善事業”的附屬品，充滿了“虛偽性、偽善性”，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慈善一詞，成了帝國主義或者資產階級為了掩蓋侵略而采用的偽善工具。[《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救濟機關會議全體代表聯合宣言》，《人民日報》1951年5月5日。]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多年累積起來的慈善事業，在中華大地轟然坍塌，消失了四十年。